高考作文议论写法指导
演绎推理，是从一般的知识(前提)推出特殊或个别的知识(结论)的推理。例如：
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人，其死都比泰山还重，
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
所以，张思德同志的死比泰山还重。
这是一个由三部分组成的演绎推理，所以又叫“三段论”。前两段叫“前提”，第三段就是“结论”。第一个前提表述了一个进步的价值观，第二个前提表述了一个客观的事实，根据这两个前提的内容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得出结论，这个结论是对个别事物──张思德的死做出的价值判断。假如我们写论说文，要对张思德的死发表见解，而这见解就是他的死“比泰山还重”，我们就不妨把这个推理结构作为自己文章的论说结构：第一层阐述“一切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人都比泰山还重”，第二层说明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最后就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稍加发挥，即可结束全文。
“三段论”还有其他形式。例如：
只有实事求是，才能把中国的事情办好，
我们是真心实意想把中国的事情办好的，
所以我们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这个“三段论”的第一个前提是一个必要条件的假设判断，表述了一个普遍的真理；第二个前提表达了一种意愿，一种决心，肯定了第一个前提中的结果；由此推出结论，肯定了第一个前提中的条件。假若我们要提倡“实事求是”的精神，就不妨以此为文章的基本框架，形成论证结构。
对于青年人的求异思维有三种不同的态度：或者加以正确的引导，或者在一旁指手划脚地批评，或者坚决反对，强行压制；
我们不应该去指手划脚地批评，也不应该去反对，去压制；
所以，我们应该加以正确地引导。
这也是一个“三段论”，不过它的第一个前提是一个选择复句，提出了“三种不同的态度”(对待青年人的求异思维基本上也就是这三种态度了)，这三种态度是彼此排斥的。第二个前提否定了两种态度，从而推出结论，肯定了唯一可取的正确态度。如果我们想写一篇文章，论述“对青年人的求异思维应取正确引导的态度”，不是也可以把这个推理结构作为文章的论证结构吗?
上面说的都是“演绎推理”，都是“三段论”。形式逻辑的其他推理形式也可用来作为文章的论证结构，比如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
和演绎推理不同的是，归纳推理不是从一般推出个别，而是由个别、从特殊推出一般，是从特殊的、个别的事实中推出普遍性结论。邹韬奋先生的《呆气》一文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归纳推理”结构：
要鼓起勇气和保持正气，需要有呆气；
研究任何学问要求造诣深邃，需要有呆气；
委身事业以拯救同胞，需要有呆气；
欲能忠于职守，需要有呆气；
交朋友，也以有几分呆气者为可靠；
所以，呆气好处极大，不可没有。
从第一段开始，每层说一个方面，连续几层，把人生的各个方面差不多都说到了；既然无论干什么都非有几分呆气不可，“人不可不有几分呆气”的结论就不可动摇了。
下面是两篇例文。
《孔乙己》中的一句话
叶圣陶
鲁迅先生那篇《孔乙己》，国文课本选用的很多，中学同学想都熟悉。全篇用酒店小伙计的口气，描写一个叫做孔乙己的人物：他读书不成，潦倒非常，终于做小偷，被人家打断了腿，默默而死。其中表现出旧式教育的不易发展人的才能，潦倒的读书人的意识和姿态，以及社会对于不幸的人的冷淡──除了随便的当作取笑的资料以外，再没有其他的关心。
全篇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那酒店小伙计说他在店里专管温酒，单调而无聊。“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教人活泼不得；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就从孔乙己引人发笑，使人快活这一点上，把孔乙己这个人物刻画出来，让读者认识。刻画虽不限于一方面(计有孔乙己所受的教育，生活越来越坏的过程，心绪上的颓唐而自负等方面)，可是着墨不多，而且都以小伙计在酒店里的所见所闻为范围，而且都不脱离“引人发笑，使人快活”的线索。一则说“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再则说“在这时候，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第三回又说“于是这一群孩子都在笑声里走散了”：把范围和线索点得很清楚。后一部分，用孔乙己所欠的酒账作线索。从这个线索，叙出孔乙己“仍旧是偷”，以至被打折了腿；又叙出他最后一回的到店喝酒；末了用掌柜在年关和第二年的端午都看着粉板上的挂账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表示他永不再来，可能已经默默而死。
写了前一部分，接着就是后一部分，似乎也未尝不可。可是作者在前后两部分中间插了一句话：
“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
就小说写作的理想说，一句话该有一句话的必要和效果。若是可有可无的话，就不必写。要判定某一句话是否可有可无，不妨就从必要和效果着眼。不必要的，不增加什么效果的，就是可有可无的话；非有不可的，能够增加效果的，就是决不该漏掉的话。现在试看这一句话属于哪一类。
《孔乙己》前一部分是平叙，就是小伙计叙说关于孔乙己的所见所闻，是综合了平时的经验来叙说的，并非叙说某时某天的所见所闻，其间没有时间的关系。后一部分是直叙，就是小伙计叙说中秋前的两三天掌柜结账，引起掌柜和酒客关于孔乙己的谈论，将近初冬，孔乙己忽然来喝酒了，受了旁人的一阵讪笑，年关和第二年的端午掌柜看账，都提到了孔乙己，这些都是叙说某时某天的所见所闻，其间有时间的关系。从平叙转到直叙，插入前面提出的那句话，一方面把以前的平叙总结一下(那句话本身也还是平叙)，一方面又给前后两部分立一个明显的界限。
那句话的上半句“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和前面“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的话相应，而且补充了前面的话的意思。孔乙己所以引起小伙计的兴味，把他叙说出来，无非因为他“这样的使人快活”，让小伙计自己“可以笑几声”而已；否则再也不会记得他了。作者写孔乙己，当然不是为了“使人快活”，引人“笑几声”；他在篇幅的背后蕴藏着深刻的批判和无限的同情。可是从作为叙说者的小伙计看来，孔乙己只是一件可以取笑的引人发笑的资料。就在这一层上，也暗示出作者的批判和同情。
那句话的下半句“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见得别人从孔乙己得到快活，不过是偶然的凑趣，并非必不可缺少的事。既非必不可缺少的事，岂不是孔乙己这个人物就在“使人快活”这一点上，也只是无关重要的吗?岂不是他的存在与不存在对于别人都毫无关系的吗?于是，后一部分用孔乙己所欠的酒账来作线索，有了确切的根据，成了自然的联系。掌柜几次的记起孔乙己，提到孔乙己，都只为他有欠账，并不为他能够“使人快活”(虽然他到店来喝酒的时候又不免取笑他一番)。若不在粉板上挂了账，孔乙己不在面前的时候，掌柜是决不会想到孔乙己的。不幸的人在一般人心里这样的没有地位，这意思从插在前后两部分中间的那句话传达出来。读者若能细心体味，自然可以理会。
再说那句话里的“别人”，当然包括小伙计自己在内；而且自指的成分比兼指他人的成分多。小伙计因孔乙己“这样的使人快活”，对他感到兴味；虽然感到兴味，可是不一定需要他。“别人也便这么过”，意即“我也便这么过”，无异自叙的口气。假如认为自叙的口气，就与前面所说“专管温酒”是“一种无聊职务”，在店里任事“虽然没有什么失职，但总觉有些单调，有些无聊”等话相应。“也便这么过”，换句话说，就是耐着单调和无聊，还是每天站在柜台里温酒而已。这话里透露着深深的寂寞之感。它与末后掌柜取下粉板来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的寂寞情景相配合，它与篇中凡孔乙己引人哄笑的情节骨子里都蕴蓄着人生的寂寞相配合，构成了全篇的寂寞的空气。
有些人说语体文没有什么讲头。像这里所提出的《孔乙己》中那句话，简单明白，当然更没有什么讲头。殊不知如果把那句话轻易滑过，就会毫无所得。要细心研读，才有以上几层意思可说(而且未必就此说尽)。从这几层意思看，就会明白那句插进去的话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在结构上是必要的，在作用上是能够增加效果的。
(选自《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
本文的基本论点是“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这句话是必要的和有效果的。而全文则是一个“演绎推理”的三段论结构。开头四个自然段交代小说情节和所要评论的一句话，从第五段进入论证结构，我们可以把它的结构框架提要如下：
小说中非写不可的话都是必要的，能够增加效果的，否则就是可有可无的；
“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一句，“一方面把以前的平叙总结一下”，一方面又给前后两部分立一个明显的界限；这句的“上半句”与前面的话“相应，并且补充了前面的话的意思”，“也暗示出作者的批判和同情”；这句话的“下半句”传达出了“不幸的人在一般人心里这样的没地位”的意思；这话还“透露着深深的寂寞之感”，这话和其他因素相配合，“构成了全篇的寂寞的空气”。
所以这句话“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在结构上是必要的，在作用上是能够增加效果的。
它的第一个前提是小说理论上的普遍原则，第二个前提充分展开，从结构和意义两方面分析了评价对象，说明它符合“普遍原则”中提出的价值标准，因而就合乎逻辑地推出了最后的结论。
在义与利之外
周国平
“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中国人的人生哲学总是围绕着“义”“利”二字打转。可是，假如我既不是君子，也不是小人呢?
曾经有过一个“人皆君子，言必称义”的时代，当时或许有过大义灭利的真君子，但更常见的是借义逐利的伪君子和假义真信的迂君子。那个时代过去了。曾几何时，世风剧变，义的信誉一落千丈，真君子销声匿迹，伪君子毕露，迂君子豁然开窍，都一窝蜂奔利而去。
“时间就是金钱!”企业家用这句话促进生产，本无可非议。但世人把它奉为指导人生的座右铭，用商业精神取代人生智慧，结果就使自己的人生蒙上铜臭，使人际关系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我们曾经批判过人情味。如今，连人情味也变得昂贵而罕见了。试问，不花钱你可能买到一个微笑，一句问候，一丁点儿恻隐之心?
不过，无须怀旧。想靠形形色色的义之说教来匡正时弊，拯救世风人心，事实上无济于事。在义利之外，还有别样的人生态度。在君子小人之外，还有别样的人格。套孔子的句式，不妨说：“至人喻以情”。
义和利，貌似相反，实则相通。“义”要求人献身抽象的社会实体，“利”驱使人投身世俗的物质利益。两者都无视人的心灵生活，遮蔽了人的真正的“自我”。“义”教人奉献，“利”诱人占有，前者把人生变成一次义务的履行，后者把人生变成一场权利的争夺，殊不知人生的真价值是超乎义务和权利之外的。义和利都脱不开计较，所以，无论义师讨伐叛臣，还是利欲支配众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是紧张。
如果说“义”代表一种伦理的人生态度，“利”代表一种功利的人生态度，那么，我所说的“情”便代表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它主张率性而行，适情而止，每个人都保持自己的真性情。你不是你所信奉的教义，也不是你所占有的物品，你之成为你，仅在于你的真实的“自我”。生命的意义不在奉献或占有，而在创造。创造不同于奉献，奉献只是完成外在的责任，创造却是实现真实的“自我”。至于创造和占有，其差别更是一目了然。譬如写作，占有注重的是作品所带来的名利地位，创造注重的只是创作本身的快乐。有真性情的人，与人相处唯求情感的沟通，与物相触独钟情趣的品味。尤为可贵的是，在世人匆忙逐利又为利所逐的时代，他接人待物有一种闲适之情。我不是指中国士大夫式的闲情逸致，也不是指小农式的知足保守，而是一种不为利驱、不为物役的淡泊的生活情怀。仍以写作为例，我想不通，一个人何必要著作等身呢?倘想流芳千古，一首不朽的小诗足矣。倘无此奢求，则只要活得自在即可，写作也不过是这活得自在的一种方式罢了。
肖伯纳说：“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我曾经深以为然，并且佩服他把人生的可悲境遇表述得如此轻松俏皮。但仔细玩味，发现这话的立足点仍是占有，所以才会有占有欲未得满足的痛苦和已得满足的无聊这双重悲剧。如果把立足点移到创造上，以审美的眼光看人生，我们岂不可以反其意而说：人生有两大快乐，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寻求和创造；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品味和体验?当然，人生总有其不可消除的痛苦，而重情轻利的人所体味到的辛酸悲哀，更为逐利之辈所梦想不到。但是，摆脱了占有欲，至少可以使人免除许多琐屑的烦恼和渺小的痛苦，活得有气度些。我无意以审美之情为救世良策，而只是表达了我自己的一个信念：在义利之外，还有一种更值得一过的人生。
(选自1988年9月17日《人民日报》，有改动)
本文的观点是提倡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但它不是直接提出自己的主张，而是从“伦理的人生态度”和“功利的人生态度”说起，然后再提出“义利之外”的人生态度。这样，全文就形成了一个基本的论证结构：
有三种人生态度：伦理的、功利的、审美的；
伦理的、功利的人生态度都无视人的心灵生活，遮蔽了人的真正“自我”，并造成人际关系的紧张；
所以“审美的态度”是一种更值得一过的人生。
这也是一个演绎推理的三段论结构。
人才抢夺
曾白融
春秋时代，诸侯争王争霸，连年混战。很多贤君懂得了用贤而霸的人才学理论，因而争相招致人才。燕昭王于易水之滨，筑招贤台，积黄金于台上，以奉四方贤士。于是士争趋燕。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弱小的燕国，短期内变得国富兵强。乐毅伐齐，下齐七十余城，几乎灭掉了齐国。秦孝公下令国中曰：“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商鞅闻令入秦，使秦富强起来。
以上是公开的以官位、以名利招贤，而有的却是出奇计、用计谋抢夺人才。齐国公子小白和公子纠争位，管仲傅于公子纠，鲍叔牙傅于小白。管仲箭射小白，小白佯死，得反国继位，是为齐桓公。管仲借鲁国兵与齐战，大败。桓公遗书鲁国，逼鲁庄公杀了公子纠，而对管仲呢，桓公却说要亲手杀死他。其实鲍叔牙早已说通桓公：“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因此桓公“实欲用之”。而鲁国智士施伯也看出了管仲是个非常之才，因此初时劝鲁庄公留管仲于鲁，后又劝他杀掉。齐使者隰朋是知道桓公用心的，因此威胁鲁庄公说，桓公必要亲手“醢之”才“甘心”。鲁只得将管仲囚归齐。齐即以之为大夫。管仲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秦穆公更是出奇计抢夺人才的高手。晋灭虞国，虞国臣百里奚归晋。晋比之于仆妾，以之为秦穆公夫人媵于秦。他中途逃奔楚国。楚王以为圉人牧马于南海，秦穆公打听得此人是个贤者，但怕提醒了楚国。因此用五张羊皮这种最低价钱赎回了百里奚。穆公即授以国政，号曰五羊大夫。百里奚又推荐了蹇叔，穆公遣公子絷假作商人，从宋国悄悄地迎来蹇叔，也授上大夫之职，与百里奚同称二相。
20世纪的今天，比之春秋时代，地球好像缩小了，不少人已具有四海为家的意识，但各国如何招致人才，留住人才，仍然是个题目。
本文是一个“归纳推理”的结构：燕昭王筑招贤台，“士争趋燕”，燕于是“国富兵强”；秦孝公以官位招贤，也富强起来。这都是以官位、名利招贤。齐桓公得管仲而为“五霸之首”，秦穆公得百里奚、蹇叔以为“二相”，则都是“出奇计、用计谋抢夺人才”。以上四君虽手段不同，但都“懂得”人才学理论，都能得贤才而富国家、成霸业，由此可推出一个普遍规律：各国要想富强，必须设法招致人才，留住人才。全文就是这样一个推理结构，简洁明朗，很便于学习。
思路与章法训练三 论说展开的常用技法
【训练要求】
学习论说展开的常用技法，训练论说文写作的一般章法，用来指导写作与说话的实践。
【知识导引】
上一单元我们学习“论说结构的基本模式”，解决的是论说文(实际也包括论说性讲话)的整体框架问题。“架子”搭好了，进一步的工作就是填充具体的内容。如果是“起承转合式”框架，“承”和“转”就是要“填充”的重点部分；如果是“逻辑推理式”框架，其前提就是要“填充”的重点部分。“填充”，就是论说的展开，就是内容的具体化。文章框架就像人的骨架。骨架不好，血肉就无以支撑；而如果只有骨架没有血肉，自然也不成人形。所谓论说的“展开”，所谓内容的“具体化”，就是要使文章充实起来，有血有肉。论说展开的常用技法，有如下两种。
一 用分论点展开论说
论说某一观点、某一事理，从不同侧面、不同层次去展开，这每一层、每一面就是一个“分论点”。比如《六国论》“承”的部分就是用两个分论点：(韩、魏、楚)以地赂秦，自取灭亡；齐、燕、赵未曾赂秦而以赂者亡。而《呆气》则是先列述五个分论点，最后归纳出结论。在《〈孔乙己〉中的一句话》里，展开的是第二个前提，先从结构方面说，再从意义方面说；意义方面再分成三点来说，都是属于分论点的技法。
使用分论点的要求是：扣得住、分得开、排得顺。“扣得住”，是说所列的几个分论点应该是从同一角度回答同一问题的；如果是有的从“是什么”的角度说，有的从“为什么”的角度说，又有的从“怎么办”的角度说，就是没有“扣住”中心观点，这样写的文章实际上论点就难以集中了。比如有的同学以“读书乐”为题列了如下的论述提纲：
1.读书是苦的，但苦中有乐；
2.读书要有目的、有方法，才能真得其乐；
3.读书可以使人变得更聪明，所以其乐无穷。
这三条，每条回答一个问题，而不是从同一角度回答同一问题，就是没有“扣准”。“分得开”，是说所列分论点之间界限清楚，不互相交叉重叠，没有包容的关系。某同学以“读书乐”为题所列的如下提纲就没有分开：
1.读书可以增长知识，充实头脑，一乐；
2.读书是一种高雅的精神活动，二乐；
3.读书可以提高素养，陶冶情操，三乐。
第三条所说的“提高素养”实际包容了第一条的“增长知识，充实头脑”，而“陶冶情操”与“高雅的精神活动”也有交叉：这就造成了逻辑混乱，思路不清。“排得顺”，是说分论点的先后顺序要合乎情理，合乎逻辑。也是以“读书乐”为题，某同学的如下提纲就有排得不顺的毛病：
1.读书能使人解脱烦恼，振作精神；
2.读书能给人丰富的知识，高度的智慧；
3.读书能使人热爱生活，热爱工作；
4.读书能使人树立远大理想，培养高尚情操。
这几个分论点都是从“为什么”的角度阐述“读书乐”的，所以是“扣得准”的。但它有“分不开”的问题，第1和第3似乎可以合并，现在分开说必有交叉。这里还有顺序的问题，第1、第2，应该先说哪一条?恐怕得先2后1；第3、第4，应该先说哪一条?恐怕得先4后3。如果1、3合并，那么比较合理的顺序应该是：
1.读书能给人丰富的知识，高度的智慧；
2.读书能使人树立远大理想，培养高尚情操；
3.读书能使人精神振奋，热爱生活，热爱工作。
下面的提纲就符合“扣得住”、“分得开”、“排得顺”的要求：针对青年人，从“为什么”的角度回答问题：
1.读书可以增加知识；
2.读书可以明辨是非；
3.读书可以增长才干；
4.读书可以陶冶情操。
针对曾经失去过读书机会的某些中年人，从“为什么”的角度回答问题：
1.读书可以增补知识；
2.读书有助于工作；
3.读书有益于教育子女。
针对老年人，从“为什么”的角度回答问题：
1.读书可使老有所养(神)；
2.读书可使老有所长(智)；
3.读书可使老有所为。
针对不善于读书的人，从“怎么办”的角度回答问题：
1.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
2.要注意“博”与“深”的结合；
3.要注意学以致用。
针对不爱读书的人，从“是什么”的角度回答问题：
1.读书之乐在于“学而有思”；
2.读书之乐在于“每有会意”；
3.读书之乐在于“学以致用”。
从上面所列论说提纲我们还可以看到，同样是回答“为什么”，因为针对对象不同，回答的内容也有所不同，所谓“扣得住”，如果严格要求，就应该是这样的。如果从“排得顺”的方面看，分论点之间有的是并列关系，有的则是递进关系。下面请看例文。
谈《水浒》的人物和结构(节选)
茅 盾
《水浒》的人物描写，向来就受到最高的评价。所谓一百单八人个个面目不同，固然不免言之过甚，但全书重要人物中至少有一打以上各有各的面目，却是事实。
……
个个面目不同，这是一句笼统的评语；仅仅这一句话，还不足以说明《水浒》的人物描写的特点。试举林冲、杨志、鲁达①这三个人物为例。这三个人在落草②以前，都是军官，都有一身好武艺，这是他们相同之处；他们三个本来都是做梦也不会想到有朝一日要落草的，然而终于落草了，可是各人落草的原因又颇不相同。因为高衙内想把林冲的老婆弄到手，于是林冲吃了冤枉官司，刺配③沧州，而对这样的压迫陷害，林冲只是逆来顺受，所以在野猪林内，鲁达要杀那两个该死的解差，反被林冲劝止；到了沧州以后，林冲是安心做囚犯的了，直到高衙内又派人来害他性命，他这才杀人报仇，走上了落草的路。杨志呢，为了失陷花石纲④而丢官，复职不成，落魄⑤卖刀，无意中杀了个泼皮⑥，因此充军，不料因祸得福，又在梁中书门下做了军官，终于又因失陷了生辰纲，只得亡命江湖，落草了事。只有鲁达，他的落草却是“主动”的。最初为了仗义救人，军官做不成了，做了和尚；后来又为了仗义救人，连和尚也做不成了，只好落草。《水浒》从这三个人的不同的遭遇中刻画了三个人的性格。不但如此，《水浒》又从这三个人的不同的思想意识上表示出三个人之不同遭遇的必然性。杨志一心想做官，“博个封妻荫子⑦”，结果是赔尽小心，依然落得一场空。林冲安分守己，逆来顺受，结果被逼得无处容身。只有鲁达，一无顾虑，敢作敢为，也就不曾吃过亏。对于杨志，我们虽可怜其遭遇，却鄙薄其为人；对于林冲，我们既寄以满腔的同情，却又深惜其认识不够；对于鲁达，我们却除了赞叹，别无可言。《水浒》就是这样通过了绚烂的形象使我们对于这三个人发生了不同的感情。不但如此，《水浒》又从这三个人的思想意识上说明了这三个人出身于不同的阶层。杨志是“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⑧之孙”，所以一心不忘做官，“封妻荫子”，只要有官做，梁中书也是他的好上司。林冲出自棒教师的家庭，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技术人员，他有正义感，但苟安于现状，非被逼到走投无路，下不来决心。至于鲁达，无亲无故，一条光棍，也没有产业，光景是贫农或手艺匠出身而由行伍提升的军官。《水浒》并没叙述这三人的出身(只在杨志口中自己表白是将门之后)，但是在描写这三个人的性格时，处处都扣紧了他们的阶级成份。
因此，我们可以说，善于从阶级意识去描写人物的立身行事，是《水浒》的人物描写的最大一个特点。
(选自《茅盾评论文集》上)
这篇文章也是回答“是什么”的，即《水浒》人物描写和结构的特点“是什么”。节选的这一部分阐释了其人物描写的“最大一个特点”。在展开论述时使用了分论点：《水浒》从三个人的不同遭遇中刻画了三个人的性格；《水浒》又从这三个人的不同思想意识上表现出三个人之不同遭遇的必然性；《水浒》又从这三个人的思想意识上说明了这三个人出身于不同的阶层。这三个分论点并不是平行、并列的关系，而是一层比一层更深入，所以作者在分论点之间都用“不但如此……又……”加以衔接，最后得出结论：“因此，我们可以说，善于从阶级意识去描写人物的立身行事，是《水浒》的人物描写的最大一个特点。”
二 用论说方法展开论说
写论说文，可以使用许多不同的论说方法，比如举例论说、析理论说、对比论说、比喻论说、类比论说、引语论说、释义论说、归谬论说等等，前面讲“用分论点展开论说”，展开论说的基本单位是“分论点”，在那里，论说方法是为分论点服务的。比如，《谈〈水浒〉的人物和结构》阐释其人物描写的“最大一个特点”时，用了递进的三个分论点，在论说每一个分论点时，都举出林冲、杨志、鲁达三人为例。“方法”在分论点的下位，为分论点服务。现在讲“用论说方法展开论说”，方法成为展开论说的基本单位，是直接为文章的基本观点服务的。比如，《学问不可穿凿》一文，“承”的部分都用举例法，“转”的部分又用引言释义法。《不幸与幸运》一文，除了举例(有正面事例，有反面事例，形成对比)，还打比方，析事理，也是用不同的论说方法直接阐述中心论点的。
用论说方法作为展开的手段，要注意“选得新、说得切、联得紧”。“选得新”，是说所用材料要有新鲜感。举例子、做对比、引言论、打比方等等，都得用材料，这材料应该是自己“发现”的。这“发现”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别人没有用过，或者根本不了解的，一是别人熟知，但从未从“这个”角度、“这个”意义上使用过的。《怀疑与学问》中所用的戴震问塾师的事，《良心无价》中一个“豆腐倌”的事，就属于第一类的发现；《谈〈水浒〉的人物和结构》中林冲、杨志、鲁达的故事，《从“战胜自我”想到的》中的用钱红、李小双等人的材料，就属于第二类的“发现”。用打比方的方法来论说，更要讲究比方的新颖性。所谓“说得切”，是要求材料与观点的统一，材料不仅要在性质上适合观点的需要，而且在叙述的角度上也要与观点完全吻合。下面是用同一材料说明不同观点时所做的不同表述，从中可以看出“说得切”的技巧。
宣王好射，说人之谓己能用强也，其实所用不过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引试之，中关而止，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孰能用是!”宣王说之。然则宣王用不过三石，而终身自以为九石。三石，实也；九石，名也。宣王说其名而丧其实。(《尹文子•大道》上)
用来说明“好虚名者得实害”：
宣王好虚名，他本来只能拉动三石的弓，而他的左右为了迎合他的虚荣心，都说他的弓不下九石。他因此终生蒙在鼓里，以为自己有“九石”之力。这真是好虚名者得实害。
用来说明“阿谀奉承者实在害人”：
阿谀奉承者，看似给人“甜头”，实际上害人不浅。古代齐国的宣王，本来只能拉动三石之弓，而他的左右在试拉他的弓的时候，拉到一半就装做拉不动了，还都说：“这弓不下九石，除了大王您，谁还能用这么强的弓!”结果使得宣王到死都自以为能用九石之弓，可谓受害终生。
用来说明“上有所好，下必趋焉”：
齐宣王本来只能拉三石之弓，可他手下的人都说他用的弓不下九石，在试拉他的弓的时候，一个个还都拉到一半就装做拉不动的样子。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宣王“说人之谓己能用强也”，“左右”的假模假式和虚伪赞词，正是适合他的需要而产生的。“上有所好，下必趋焉”，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材料要“说得切”，一在取舍，二在详略，三在因果的关系。第一则叙述只说“虚名”与“实害”两个要点，突出二者之间的因果联系；第二则叙述则突出“阿谀奉承”，把它说成危害之“因”；第三则，先说“阿谀奉承”之果，再推说“阿谀奉承”之因，强调了“上”“下”因果的关系。
还有“联得紧”，是说一种方法与另一种方法最好能有所联系，联得越紧密越好。比如结合事例分析事理；结合引言分析事理；举例时兼顾正反，构成对比，等等。在《重奖“活雷锋”的困惑》一文中，有一段讲“学雷锋吃亏是不可免的”，先举出60年代学雷锋活动初起时的事实，那时就有人把学雷锋的人称为“傻子”，但“傻得光荣”。接着又即事析理，说明“傻子”以德“化人”，能促成良好的社会氛围，这是一个“道德选择”，所以吃“亏”不可免。在这样分析之后，又乘势从反面设想：“要是在做出一种道德选择时，总是想着功利上的‘亏’与‘便宜’，那实际上已经失去了精神依托。这样又何必去学雷锋呢?”这三种方法牵连而下，衔接非常自然。这样，不仅保证了论说的充分性，而且文意顺畅，有气势，有力量。
请看两篇例文。
批评和自我批评
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我们曾经说过，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是说它们在不停的运动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蚀。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整风运动之所以发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注释:
〔流水不腐，户枢(shū)不蠹(dù)〕流动着的水不会腐臭，(转动着的)门轴不会被虫蛀蚀。户枢，门轴。蠹，这里是蛀蚀的意思。)
〔惩前毖(bì)后意思是把以前的失败作为教训，使以后不致重犯。惩，警戒。毖，谨慎、小心〕
〔敷衍(fūyǎn)〕待人和做事，不认真负责，只做表面上的应付
〔玷(diàn)污〕弄脏。玷，白玉上面的污点
(节选自《选集》第三卷，《论联合》第五节)
这一段文字也是用多种“方法”展开论说的典型例子。开头一句提出论点，接着从“为什么”的角度展开论述。先用“比喻”法(打扫房子、洗脸)，再用“引言”法(“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等)，再用“举例”法(整风运动)，再用“析理”法(从党的宗旨出发，用演绎推理)，最后用“对比”法(和先烈对比)。数法相连，层层论说，是很有说服力的。
偷 闲
李春林
七、八两月，酷热难当，但许多人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不能享用应有的假期。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善于掌握自己的生活节奏，见缝插针，忙里偷闲，便显得格外重要了。
忙和闲各有意义，犹如车之两轮，不可缺一。一张弓不能老是绷着，那样弦是要断的。一个人不能老是忙着，否则容易累出毛病。因此，闲有意义。但一张弓也不能总是松着，那样就辜负了造物主的期望，“弓已不弓”了。因此，忙更有价值。正常的生活应该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光有仄没有平，写不出一首律诗；光有高音没有低音，谱不出一首好曲子。一个人只有忙闲相间，生活在忙与闲的两种境界中，才能俯仰自得，享受生活的乐趣，完成宇宙人生的永恒旋转。
在谈闲说忙时，我特别喜欢“忙里偷闲”一词，这是因为：首先，“忙里偷闲”充分肯定了“忙”，闲只能从忙里去挤去偷。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无论是掀天揭地的大人物，还是求田问舍的普通人，大家都感到忙。忙总比无所事事强，人人都忙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其次，“忙里偷闲”将忙与闲的关系调整到了最佳状态。忙与闲不是截然分开的，不是忙时焦头烂额、废寝忘食；闲时“静扫空房惟独坐”、“日高窗下枕书眠”。如果说忙是一个泥人，闲也是一个泥人的话，“忙里偷闲”等于是将这两个泥人打碎，掺上水和成泥，重新捏出两个泥人，这两个泥人就是忙里有闲、闲里有忙了。谁也不可能列出一张什么时候该忙什么时候该闲的准确作息时间表，因为这样不仅太机械乏味，而且实际上也做不到。“忙里偷闲”才是真正的善于忙和善于闲，是忙与闲的高层次的辩证法。
上面讲的似乎玄虚，现在务实，请几个忙里偷闲的高人出来，用他们的事迹说话。在军务繁忙之中，诸葛亮仍然羽扇纶巾，谢安依旧游墅围棋，这是忙里偷闲。但正是这种忙里偷闲的功夫，使他们具备遇事不惊、临危不乱的能力。牛顿演算半天后坐到苹果树下休息，但就在苹果树下他由苹果落地悟出万有引力定律。此处的忙里偷闲已经和闲里偷忙相得益彰了。西方的文化圣人苏格拉底喜欢在散步中给学生讲课，所以他开创的学派又叫“散步学派”。中国的大教育家朱熹在主持白鹿洞书院期间也常常与生徒徜徉于泉石山林之间，寓讲说、启迪、点化于休息、游乐之中。在苏格拉底和朱熹那里，忙与闲已经水融了。这几位高人都是生活艺术的大师。
白居易曾讲：“偷闲意味胜常闲。”既然我们做不成有闲阶层，那么当当“偷闲阶层”不是也挺好吗?
(选自1994年8月19日《光明日报》)
本文的基本主张是要“忙里偷闲”，以便掌握好自己的生活节奏，而从“为什么”的角度展开论说。第二段主要用“比喻”法，“车之两轮”，“弓之一弦”，诗之平仄，音之高低，一连串比喻，自然贴切。第三段主要用“析理”法，“首先”，“其次”，把“忙里偷闲”四个字的合理性分析得相当透彻。第四段转用“举例”法，诸葛亮、谢安属军事家；牛顿属科学家；苏格拉底是哲人；朱熹是教育家：列举四方面的“高人”，事例典型而又有很大的“覆盖面”，足以使人信服。最后一段总合全文，已是水到渠成了。
思路与章法训练四 论说文的开头与结尾
【训练要求】
学习论说文常用的开头法和结尾法，学习论说文写作的整体结构，用来指导写作与说话的实践。
【知识导引】
开头和结尾是文章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它们又有相对的性，可以分解出来进行研究和训练。前面曾说文无定法但有法，同样，文章的开头和结尾也是无定法而又有法的。对于初学者来说，从“有法”入手，熟而生巧，达到能灵活变通的地步，是一条学习途径。
先说“开头”。文章的开头，就如一支乐曲的头几个音符，它对全篇文章的格调、结构都很有影响；当然，一篇文章的基本格调、结构方式也会影响到开头的方式。如果从与“论说结构”的关系看，开头的方式有两大类：一类是“论说结构”的组成部分，比如，是“起承转合”式的“起”的部分，“三段论”推理的前提部分；一类是于“论说结构”之外，而不属于它的基本组成部分。这是从“开头”所处的地位划分的。如果从“形式”上着眼，可以把常见的开头概括为如下六种：
直入法 这是直接进入论点或所要议论的主要事实的方法。例如，《人才抢夺》一文，开头就说“春秋时代，诸侯称王称霸，连年混战。很多贤君懂得了用贤而霸的人才学理论，因而争相招致人才……”这就是直接进入主要事实的方法。贾谊的《过秦论》也是这种方法。《呆气》一文先列分论点，最后进行归纳，而开头就直入第一个分论点，也是“直入法”。苏洵《六国论》开头就亮明论点，《我们的党是不可战胜的》开头提出逻辑推理的大前提，也都是“直入法”。
反入法 与“直入法”相反，这是从与自己的观点或所要议论的主要事实相反的观点、事实入手的开头方法。《忧闻卖假烟者言》所要议论的主要事实是卖假烟者毫不隐讳其假，而开头一段却说：“卖假货的往往说假话，这大概也是情理中事吧，有谁会用‘不瞒您说，这是假货’的真话来赶跑顾客?”《良心无价》所要论说的主旨是“至少有一样东西大家都不能卖，那就是良心”，但开头却不从这里入手，而是先说由于个人的秉性、习惯、修养的不同，对“什么东西不能卖”这样的问题，10个人会有10个不同的答案。然后再转出自己的主旨。这都是“反入法”。鲁迅的《拿来主义》，先从“闭关主义”说起，也是“反入法”。马南的《燕山夜话》里有一篇《“初生之犊不怕虎”》，主旨是赞扬我国年轻一代有蓬蓬勃勃的朝气，只要能得到正确的指导和扶掖，必能为人民事业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它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最近在人们谈论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和其他成就的时候，常常引用“初生之犊不怕虎”这句成语，来形容中国青少年队伍里不断涌现的新生力量。我看这句话，作为一般的比喻来说未尝不可，但是仔细一想这个比喻却不很恰当。因为说的是初生的牛犊，实际上比不得老虎，只是不怕而已，也许是不懂得怕；而我们的年轻一代经过实际较量完全证明，他们根本不是初生之犊可比，他们的力量比虎还要强。
明明是要说我国年轻一代的力量“比虎还要强”，却从“初生之犊不怕虎”说起，这就是从反面的观点入手。
渐入法 这是从一般性(一般的原则或普遍现象)入手，渐次说到文章的论点或主要事实的开头法。我们还是来看《燕山夜话》中的一篇文章，题为“堵塞不如开导”，这也正是文章的中心\.它的前三段是这样的：
一切事物都有各不相同的种种特征，同时，一切事物又必定有它们的共性。不停的运动应该算是一切事物的共性之一。
因为一切事物都有不停的运动的力量，所以人们对待各种运动的力量采取什么态度，则是决定人们的所作所为成功或失败、正确或错误的一个根本问题。
人们对待事物运动的力量也可以采取种种不同的态度。归结起来，有两种态度是正相反对的。一种是堵塞事物运动发展的道路；一种是积极开导使之顺利发展。前者是错误的，注定会失败；后者是正确的，必然会胜利。
文章接下去就用鲧和禹治水的传说为例进行论说。而前面的这三段文字，从“一切事物都是运动的”说到“对运动的力量”采取什么态度是个根本问题，再说到一正一误两种态度，扣到题目(也是中心)上来。这就是“渐次入题”的方法。
交代法 这是一种起首先交代写作的起因、动机、有关人物、事件的背景或文章所讨论问题的影响和意义等等的开头方法。《〈孔乙己〉中的一句话》，要分析那“一句话”是必要的，有效果的，开头用了不少笔墨介绍《孔乙己》的故事内容，说明那“一句话”所在的位置，以便为后面的分析准备条件。《“靠山”三议》开头一段说明写作动机(“看看时下情形”，依“靠山”而发迹、显荣者“似乎尚未绝迹”，所以作……)，《学问不可穿凿》开头一段说明写作的缘起(几位应届毕业生在一起讨论治学问题，而征求作者的意见)，都是典型的“交代法”开头。再看下面一篇文章的开头：
我们大家生活在我国的首都北京，对于北京的今天，人人都很关心，人人都很熟悉，这是很自然的，也是完全应该的；而对于北京的昨天，知道的人就比较少，甚至有的人简直对过去的事情很不了解，这是一个缺点。其实，对过去的历史了解得多一些，能够体会我们的先人在历代封建压迫下怎样过那痛苦的生活，就一定会更加热爱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更加热爱我国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中国党正在领导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因为今天的中国和今天的北京，乃是历史的中国和历史的北京的一个巨大发展啊!
这是《燕山夜话》中一篇题为“北京劳动群众最早的”的开头段。文章主体是介绍16XX年明神宗时北京街头出现的一次大规模的劳动群众的，而开头的作用是说明写这种历史事件的意义，也是一种“交代法”。
引出法 这是从某种具体的人物、事件、社会现象、自然现象等入手，引出所要论说的话题、主旨的开头方法。本书第二单元的《愿你在事业上自立》一文用的就是这种开头法。文章的中心正如题目所示，是提倡青年人“在事业上自立”。而它的开头却从一家餐厅里的几个小青年说起，由此引出要论说的话题。再看两个例子。
不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我们常常看见这样一种“传闻堆”：一些人汇集在一起，这个说我什么时候看见一件什么事，那个说我什么时候看见一件什么事……边说边胡乱地评论，听的人也随声附和，此消彼涨，于是乎吵吵嚷嚷，天南海北，无所不传，无所不议，连许多有关党和国家方针的事都成了他们传闻的内容。
这是题为“审言”的一篇文章的开头。文章的主旨是提倡“要加强思想修养，学会‘审言’”。而这个中心是由开头所写的“现象”中引出来的，“引出”之后才展开论述。有一篇文章题目是“‘和风细雨’好”，主旨是主张政治思想工作要“和风细雨”，它的开头段是这样的：
春天来了，细雨蒙蒙，和风习习，春意盎然，一片生机。面对大自然的奇景幻化，一副春联蓦然涌上心头：“细雨点破红梅枝头玉，和风吹开绿柳叶中金。”细加品味，感到这副对联不仅对仗工整，音韵铿锵，而且包含着一定的哲理，耐人寻味。你看，细雨和风，貌似柔绵无力，实则绵中有刃，柔中寓刚，居然能开“金”破“玉”，拨动大自然的生机，实在神奇。
作者这样绘春景、析春联之后，在第二段才说：“由此联想到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同志曾把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解决群众的思想认识问题所应采取的正确方法和正确态度，用‘和风细雨’几个字来概括，确是很有道理的。”这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引入法”开头。
设疑法 这是起首就提出疑问或值得研讨的情况、摆出不同意见的开头方法。第三单元的《“人比人，气死人”吗》一文，开头就是摆出值得研讨的言论并问：“这句话对不对?”这就是设疑法。第二单元有一篇《在义与利之外》，也用设疑法开头：“‘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中国人的人生哲学总是围着义利二字打转。可是，假如我既不是君子，也不是小人呢?”
再看一个例子：
曾经看见一些剧本，当他们写到古代的英雄人物，比如写到曹操等等的时候，就好像在写现代的大政治家一样，甚至于就写成是一个领袖的样子，说的话也和现代的政治术语一样或差不多。还有一些剧本写到农民，比如写到太平军等等的时候，又写成好像与现代的人民一样，无论描写他们的纪律，还是联系群众的作风之类，都或多或少地套用了人民的纪律和作风，甚至有许多术语也是生搬硬套的。
这种现象好不好呢?我看很不好。但是也有人认为这种现象是好的，至少是不算坏。
(马南《燕山夜话•最现代的思想》)
这个开头先摆出值得研究的问题，再摆出两种对立的意见，是个典型的“设疑法”开头。
上述六种开头法，各有各的长处：直入法简洁明快，反入法跌宕曲折，渐入法居高临下，交代法亲切自然，引出法生动具体，设疑法引人思考。这些方法是从文章实践中概括出来的，在实际运用中自然也是可以灵活变通的。同一篇文章设计怎样的开头，既要看文章内容，又要看自己的习惯和学识。甚至有的时候，一个开头又可以兼用不同的方法，这都有变通的余地。在经过一定训练后，有了一定的开头“设计”意识，连我们所立的这些名目也尽可以不去管它，那就真进入了“无法”的自由境界了。
文章结尾，如同开头一样，也是不可忽视的部分。结尾好，能使文章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能发人深思，能激发人的热情。结尾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我们也只提出六种基本类型。
斩截法 主体结构说完就完，斩钉截铁戛然而止，这等于是“零”式结尾。第一单元中的《从“战胜自我”想到的》就是这种结尾法。
总结法 即对全文内容进行总括、归纳的结尾法。第一单元中的《呆气》《谈“比较”》，第二单元中的《良心无价》《学问不可穿凿》，第三单元中的《“人比人，气死人”吗》等等，都是这种结尾法。
回应法 这种结尾主要是对题目或开头进行回顾、照应。第二单元的《人才无价》《人才抢夺》除了有总结作用外，还都照应了开头。
引申法 就是利用结尾引申出一层新的意思略加交代，或由个别而一般，或由此而及彼，这都能起到引人深思的作用。第二单元中的《“指鹿为马”人物析》的结尾就属这种类型。文章的主体是以“指鹿为马”故事中的三类人物类比现实中的三类人物，主旨在于告诫人们这些人物危害极大，不得不防。到文章的倒数第二段，主体结构已经完成，而结尾另出新意：“如果有人到戏里来对对号、照照镜子，并不是什么坏事。”这是说给剧作者听的，更是说给“三类人”听的，很有味道。再比如，《燕山夜话》中有一篇《马后炮》，本在评述“马后炮”一语的意义变化，指出现在“马后炮”在一般人的口头语中，总是带有消极的涵义，而它原来的涵义是积极的。结尾却引申开去，由个别说到一般：“从积极的涵义转为消极的涵义，这个变化太大了。然而这类事情也是常有的，岂止马后炮而已哉?”还有哪些类似的现象呢?这其中有何规律、有何教益呢?作者点到为止，并不说下去，这就够读者思考的了。
建议法 即在结尾中针对现实或号召，或建议，或启发，总在对读者有一种感召或期待，从而激发读者起而响应，付诸行动。第一单元中的《论“笨鸟先飞”》《不幸与幸运》都是这一类型的结尾。
补充法 即利用结尾补充说明某种情况、某种意见，或附带交代写作的缘起、动机等等。韩愈《师说》结尾交代写作缘起；第一单元中的《重奖“活雷锋”的困惑》结尾“唠叨上几句”，暗寓对学雷锋只是“季节”性活动的讽刺，与前面的主旨相关但不相属，这都是“补充性”结尾。有一篇题为《谈“风度”》的文章，批评某些青年人不学无术，而只想靠几件艳丽的服装显示所谓“风度”，着重回答了什么才是真正的风度的问题。而结尾是这样写的：“当然，总的来说，我们国家服装的颜色和式样，还比较单调，需要不断改进。而且，‘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青年人穿得整齐大方、收拾得干净利索并无可厚非。”这一“补充”，就避免了片面性，避免了引起误解的可能。
结尾的诸种方法，也是来源于实践，用之于实践的，在掌握了基本范式之后，需要从实际出发，进行灵活变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