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陶器与礼制文化的互动

作者：刘 静 吕金泉

来源：《江西社会科学》 2020年第10期

刘 静 吕金泉

陶器作为礼仪活动中的重要器物，是先秦礼仪制度的器物媒介。陶器与礼制之间形成一种互动关系，礼的发展推动了制陶技术的提高，而制陶技术的进步又使陶器以更丰富的形制和组合运用于祭祀、丧葬、宴飨等诸项礼仪中，更好地维护礼的运行。仪式中被使用的陶器蕴含着丰富的礼意，礼意又依存于陶器的物质形态，器与礼的互动引发了古人关于道器关系的哲学思考。

［关键词］先秦；陶器；礼制；文化互动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１８Ｘ（２０20）10－０236-０8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器以藏礼——先秦时期江西陶礼器造物设计研究”（20YS36）、江西陶瓷文物遗存保护暨御窑研究协同创新中心项目“江西早期陶礼器的造物设计研究”（JXYY2005）

刘 静，景德镇陶瓷大学设计艺术学院博士生。（江西景德镇 333403）

吕金泉，景德镇陶瓷大学陶瓷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西景德镇 333403）

陶器起源于远古时代，是人类最早创造的文化成果之一，它折射出华夏民族历史的足迹，承载着远古时代的文化记忆。在陶器两万余年的发展过程中，以它为雏形发展起来的礼器模式对华夏民族的礼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学者卜工对我国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资料进行研究后，认为“礼制的发生与发展是中华文明的核心特色，也是中国文明起源的基本脉络”［1］(P3)。礼作为一种非自然性存在，必须依附一定的物质载体，通过载体来表征和实现礼的社会意蕴。原始社会时期陶器是最早的也是首要的礼器，中国陶器文化因礼而起，因礼而发展。陶器丰富了礼文化的内涵，推动了礼仪制度的开展，礼的发展也影响了陶器的造型与工艺。陶器与礼之间形成了互相诠释的关系,作为礼之载体的陶器显现了礼意，没有陶器的物质形态,礼的社会意蕴很难呈现。礼的需求又推动了陶器的工艺水平和形制外观不断发展，文化内涵更为丰富。《左传·成公二年》记载，孔子认为“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2］(P873)。“藏礼于器”使器物拥有了社会政治属性，器物的形制、组合及使用都蕴含了深刻的礼意，这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古代哲人关于道器关系的思考。因而探讨陶器与礼制文化之间的互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礼的萌芽阶段陶器与礼的互动

据大量考古资料证实：“在中国原始社会的末期……一个略具雏形的‘礼’已经在中国出现。”［3］(P26)大溪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崧泽文化中晚期的墓葬中已经随葬了部分陶礼器，到了龙山文化、良渚文化、陶寺文化时期，“‘礼’的观念已经逐步形成，阶级分化明显，并普遍出现专用的陶制礼器”［4］(P172)。

礼的本义是指沟通天地鬼神的祭祀之器。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对“礼”的解释为：“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5］(P4)《礼记·礼器》也记载：“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6］(P442)李泽厚认为，礼肇始于上古祭祀文化，本是巫君事神敬天的巫术活动，经由历史发展，演变为“对有关行为、活动、语言等一整套的细密规范”［7］(P24)。因而在先秦礼制的萌芽阶段，礼具有原始宗教、巫术的特性，这一阶段礼的特点，可从陶器在礼仪中的运用得以窥见。

“礼”起源于陶器时代，在远古祭祀礼仪中，陶器是首要的礼器。《礼记·礼运》中有“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敬鬼神”［6］(P423)的记载，认为原始的礼仪行为就是从人们的饮食活动中产生的。活动中所用的食物是需要器皿来盛的，陶器因其优良的物质属性而被用作祭祀之器，在仪式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将陶器当作象征祖先神灵的器物符号，说明古人喜欢用陶器来与天地万物沟通，表现出古人对天地的敬畏。《诗经·大雅·生民》中记载“卬盛于豆，于豆于登”［8］(P629)，其中豆和登都是指专门盛放肉类祭品的盛食器。陶豆是史前祭祀时的典型器物，郑玄解释为“祀天用瓦豆，陶器质也”［9］(P338)，意思是在举行祭天仪式中所用的豆是陶制祭器。仰韶文化时期已经出现了形制古朴的陶豆，河姆渡遗址也有陶豆的出土。1978年在山东大汶口遗址出土的八角星纹彩陶豆独具特色。该豆高28.4厘米，口径26厘米，器皿主体以六组白彩八角星纹装饰于红褐色陶衣上，豆把部分绘制两行白彩圆弧纹。从制作的工艺及装饰来看，其在5000年前的原始社会肯定不是普通的日常用器，而是祭祀活动中的礼器。八角星纹也表现出海岱地区先民对神的崇拜与敬仰、对天地自然的敬畏。这一时期陶器承担了沟通天地、人神与自然的重要媒介功能。比如高三足与高圈足类的陶制容器，高而不着地的造型将所盛食物架高表现出对神的隆敬，蕴含史前人类的原始宗教思维。

史前丧葬礼仪中陶器的使用也含有礼的意义。中国自古以来就格外重视丧礼。《周礼·大宗伯》曰：“以丧礼哀死亡。”［10］(P403)《荀子·礼论》云：“礼者，谨于治生死者。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11］(P308)《仪礼》一书有大量关于丧葬礼仪的论述，《礼记》中关于丧礼的章节同样占据很大篇幅。古人习惯在丧葬仪式中通过仪式及器物与死者的体魄、精神沟通。考古学家王仲殊说：“中国至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已经有了墓葬。到了新石器时代，墓葬已有明确的制度。”［12］(P449)很多地方的墓葬出现了随葬器物的习俗，墓葬中的陶器逐渐含有了礼的意味。仰韶文化西安半坡遗址W32墓中发现一个随葬陶罐，陶盆盖子或陶钵的底部都有一个小孔。古人认为这样的形式有利于灵魂，这反映了当时人们利用陶器沟通生者和逝者的原始巫礼传统。诸城呈子遗址的龙山文化墓葬呈现出明显的等级分化，出现了大、中、小不同规格的墓葬。一等大墓随葬了薄胎黑陶高柄杯作为专用礼器，而三等四等中小墓则皆无随葬品。崧泽文化中期的墓葬中，规模最大的遗址随葬了陶鼎、陶鬶、陶豆、陶盘、陶缸等各类陶器23件。西朱封龙山文化遗址的高级墓葬中出现了贵重的蛋壳陶杯、小口鼓腹的陶罍。这些墓葬中精致的陶器已经属于礼器的范畴，是墓葬主人身份等级的象征。

这一时期的贵族出于对身份表征的需要，对黑陶的需求与日俱增，推动了黑陶技术的快速发展。龙山文化时期，轮制技术被广泛使用，制陶工艺从简单的手工拉坯阶段进入到快轮拉坯精修的高级阶段。黑陶的器型更加规整，器壁变薄，有的薄如蛋壳，加上窑温控制和渗碳着色技术的发展，器物表面黝亮漆黑，有蛋壳黑陶之称。蛋壳黑陶工艺复杂，对设计、成型、烧制等各个环节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只有少数技术高超的陶工才能掌握这项技术。少数部落中的首领利用自己在部落中的地位尽可能多地拥有黑陶器，并以此作为自己身份的象征。陶器从简单的生活用器逐渐演变成为象征私人财富和权力地位的礼器。

中国原始之礼源于巫术，上古时期经历了“由巫到礼”的发展历程。原始社会时期礼的特点表现为由陶器、玉器、石器、漆器等构成的非铜礼器的组合，其中陶器是华夏礼制文明起源的物质载体。陶作为最早的人造合成物，其内在功能满足了仪式用器的要求，成为传达主

体精神的物质实体。陶器也作为行礼之器，成为巫术与神权的象征物，广泛运用到各项礼仪中去，变成专属人群用以区分等级阶层和神圣日常的专用器物，在巫觋分化、王权加强的过程中逐渐为社会上层所垄断，成为象征身份和等级的符号。上层贵族又掌握着制陶技术，出于礼用需要，不断地推动着早期制陶工艺的发展。快轮制陶技术在这一时期得到普遍运用，黑陶的胎质更加轻薄，制作更加精良，达到史前制陶的巅峰。礼的发展促进了制陶业的发展和进步。制陶业的发展，为后来青铜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陶礼器的工艺与形制特点深刻地影响了青铜礼器的制造。

二、礼制发展阶段陶器与礼的互动

夏商时期，是我国礼制不断发展并走向成熟的阶段。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结构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文化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礼记·表记》云：“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

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6］(P1056)表明与夏代“尊命”文化相比，殷商是“尊神”文化，鬼神祭祀观念空前发达。“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每事必卜”都是殷商时期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这时期的礼逐渐脱离原始宗教、巫术礼仪，进入以祭祀祖先神和超自然神为特征的高级阶段。世俗国家机构日臻完善，王权不断得到巩固。在偃师二里头遗址中还发现了大型宗庙遗址，成套组合式青铜礼器的大量出现，展现了“别尊卑、辩贵贱、序亲疏”的社会等级秩序，礼制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进入以青铜器为权力表征的“青铜时代”。青铜器以雄浑厚重的体量感、狞丽而繁复的纹饰、稀有而贵重的材料以及精湛的铸造工艺而成为国之重器，象征着至高的政治权力。但这一时期青铜礼器特殊的身份只有极少数高级贵族才能拥有，而陶礼器应用范围更广，辐射的人群更多。

夏商时期陶礼器除了运用在祭祀、丧葬等礼仪活动中，还出现在宴饮礼仪活动中。华夏作为礼仪之邦，酒文化源远流长，所谓“礼以酒成”，无酒不成礼，有学者称夏商时代的礼制为“酒礼”。有酒必有酒器，酒器是酒礼的重要物质载体。宴饮仪式中逐渐出现了以酒礼器为核心的礼器制度。在长期使用过程中，酒礼器经过不断演化，形成了规范的组合形式和使用制度，并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在陶制酒礼器中，出现了专门用于温酒、装酒、分酒、饮酒的礼器组合，不同的组合方式有不同的功用，代表了不同时期的礼制特点。例如白陶鬶、黑陶罍、高柄杯的组合形式是龙山文化晚期的酒文化礼俗；陶盉、陶觚、陶爵的组合方式在夏代的酒礼中常见；商代时则演变为陶斝、陶觚、陶爵的三合一形式，主要以觚、爵为核心，其中觚为喝冷酒的酒器，爵是饮用温热酒的酒器，觚、爵的数量成为区分贵族等级的标志。［13］(P9)位于青州市的苏埠屯墓前后共发掘了10座墓葬，其中的青铜器大多是鼎、觚、爵、斝、簋的组合，陶器是觚、爵、鬶、豆、盘的组合，都以觚、爵等酒器为核心，陶器的形制与组合受商代酒礼的影响较大。宴饮仪式中不同酒器的使用也有尊卑高下之分。《礼记·曲礼》记载：“侍饮于长者，酒进则起，拜受于尊所。”［6］(P34)《礼记·礼器》曰：“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尊者举觯，卑者举角。”［6］(P449)尊、爵、觯等酒器的使用中暗含着各级等间的长幼高低和尊卑秩序。学者宋镇豪曾对殷墟939座平民墓进行详细统计，其中具有陶制觚、爵一类礼器的就有508座。［14］(P274)这说明酒礼器已经在社会中广泛流行，不但贵族阶层普遍使用酒礼器，平民也使用酒礼器。夏商时期统治者通过这种外在物化的礼制形式，达到教化不同阶层的目的，使他们自觉遵守社会的等级秩序和伦理道德。

随着制度的进一步完善，王权意识与日俱增，维持统治秩序的礼制得到了重视。礼的发展对礼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陶礼器的工艺和规格也彰显了礼的等级特性，等级越高的遗址中拥有的陶礼器的工艺愈精美。《礼记·檀弓上》曰：“殷人尚白，大事敛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6］(P105)“这一礼制思想推动了我国白陶器烧制工艺技术的发展，商代晚期到了顶峰的时期。”［15］(P73)白陶器是以高岭土为原料烧制而成，胎质细腻，器表又多用夔纹、饕餮纹、兽面纹、龙纹、蝉纹等进行装饰，是当时产量有限的贵重器物，为高等级贵族所专有，

在安阳殷墟的小屯宫殿区及西北冈王陵区等有少量发现。考古学家李济认为：“殷墟遗物为古器物学家所注意的，除了甲骨文外，就是白陶。白陶被欣赏的特点，为所具有的特别纹饰。”［16］(P24)白陶器作为一种特殊的礼器，“是一种奉献之器，从器型到花纹处处表现了奉献者对享用者无比虔诚的崇敬心理”［17］(P275)。白陶器承担了特殊的礼制功能，从原料、设计、纹饰到使用过程无不符合礼的要求，表明礼器在商代晚期已经具有政治上的功能，商王掌握了最高级别的礼，并且通过操纵礼将不同等级的政治权力分配给贵族。［18］(P33)陶礼器除了以工艺的精湛来区别于普通器物，还通过不同的装饰手法阐释和传达礼仪的神秘和庄严。“器以藏礼”成为商礼建构中的一个重要手段。

夏商时期，礼数的规范逐步完善和发展，由局部的、初级的礼数，向系统的、高级的礼数逐渐转变，这是礼制观念“形而上”的体现。陶礼器不同于普通的日用陶器，是用于庄严仪式中的器物，是为礼制服务的“形而下”的物质载体。陶礼器经过史前时期的发展，到了夏商时期走向繁荣，除了被统治阶级所拥有成为权力与身份的象征，也在普通百姓的礼制生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陶礼器受青铜礼器的影响，在造型上也由之前的质朴、柔和变得沉稳、凝重，纹饰精致多样，更加突出象征性和表意性。在礼的推动下，制陶技术也在不断进步，烧陶的窑炉不断改进，浙江、江西一些地区新出现了更为先进的龙窑。商代早期遗址中已出现了专门用来烧制陶器的手工作坊，制陶业逐渐与农业分离，成为的生产部门。在东南沿海的部分地区出现了印纹硬陶，商代中晚期还烧制出最早的原始瓷器，开始了由“陶”向“瓷”的转变。

三、礼制鼎盛阶段陶器与礼的互动

西周时期礼制得到进一步发展，进入鼎盛时期。周灭商后确立了以嫡长制为核心的宗法等级制度，宗教与政治合为一体，为礼制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这一时期人性意识开始萌芽，人文精神不断觉醒，理性秩序逐渐加强，周人开启了礼乐美学的新篇章，逐渐形成了以“礼治”为核心的社会体系，呈现出独具特色的时代审美风貌。《礼记·表记》曰：“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6］(P1057)孔颖达疏曰：“三代所尊不同……夏人之立教以忠，其失野，故救野莫若敬。殷人之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莫若文。周人之立教以文，其失荡，故救荡莫若忠。”［19］(P2081)孔颖达认为周代礼制不同于夏代的“忠”与商代的“敬”，而呈现出“郁郁乎文”的特点，礼的神性功能弱化，人本色彩增强。礼器制度也成为西周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备了政治、宗教、宗法三方面的特征。西周时期逐步形成了规范的礼器使用制度，“进一步将这种严格规定扩大到社会的各个等级，要求贵与贱、尊与卑、长与幼、亲与疏各有各的特殊行为规范”［20］(P135)，这些对陶礼器的造型、胎质与颜色等产生了重要影响。

周公通过“制礼作乐”，试图建立一种天人合一的政教体系，这是西周礼乐框架下政治制度趋于成熟的标志。这种制度最核心的内容就是祭祀。《礼记·祭统》云：“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6］(P926)西周时期，礼仪规范非常复杂，仪式中的每一个器物都有它的身份与意义，都暗含着礼的要求。虽然青铜礼器已经用于各种仪式中，象牙器、漆器、玉器等名贵器物也被广泛使用，但陶制祭器仍作为国家重器在西周祭礼中使用。《礼记·郊特牲》记载：“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也。兆于南郊，就阳位也。扫地而祭，于其质也。器有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6］(P488)郊之祭即祭天之礼，“陶、匏”即陶制祭器。西周时郊祭是祭礼中规格最高的，由天子亲自主持，从祭祀的方式到祭器的选择都严格遵循礼制的要求，陶器因其“象天地之质”而被选为国之祭器。西周的祭祀礼仪中始终贯穿着尚质贵朴的思想，以素朴为尊，以文质为贵。《礼记·礼器》曰：“有以素为贵者，至敬为文，父党无文，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牺尊疏布鼏。”［6］(P452)因而西周的陶质祭器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内敛、节制与质朴的美，原始宗教的神秘性大大减弱，没有了商代的奢华与肃穆，整体上呈现出一种端庄、素朴的气质，具有轻快、简洁、明朗的风格特点。

西周时期的精神信仰和思想观念相比殷商时期发生了重大变化，宣扬德的理念。西周礼制中也同样含有以德配天、敬天保民的思想，认为“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周人将“德”的理念同样渗透到伦理生活、审美活动之中，形成美与政治的有机融合。作为礼乐物化载体的礼器，不仅要表现形式之美，也暗含了西周的伦理规范。《礼记·礼器》曰：“礼器，是故大备。大备，盛德也。”［6］(P442)西周时期的陶礼器在使用时通过不同色彩、不同纹饰、不同组合及数量的规范，呈现不同的伦理形式，不仅可以“明等级、辨序列”，还暗含“重孝悌、睦乡邻”的人伦大义。

在色彩方面，西周时期色彩成为礼制的象征，以色彩示尊卑等级的做法在这一时期逐渐规范并细化，体现在器用、配饰等礼仪制度上，依礼择色成为时代特征。周代尚赤。《礼记·檀弓上》云：“周人尚赤，大事敛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骍。”［6］(P105)陶制祭器的颜色及胎质也受此影响，天子用的祭器为纯色赤陶，诸侯大夫则主要是赤陶绘黑或者白陶绘赤彩。［21］(P60)因而周代出土的陶器主要为赤、黑、白三色，正色制度在陶器上广泛运用。

在纹饰方面，西周时期陶器上饕餮纹、夔纹等狰狞的动物纹样逐渐减少，多是用拍印工具制作的简朴多样的纹饰。陶器表面上流行穷曲纹、重环纹、垂鳞纹等简化的几何纹样，回纹、折线纹、羽状纹、云雷纹也大量出现，推动了陶器纹饰的发展，西周时期成为印纹陶发展的鼎盛时期。［22］(P58)单一式和组合式花纹都拍印得齐整、有规律,上下相间，不同花纹的组合搭配得当，既美观和谐又流畅富于变化，体现出规范、秩序之美。

西周在宴享、祭祀及各种社交礼仪上,对礼器的组合形式、数量等都有严格的礼制要求。陶礼器的组合从殷商时期以酒器为核心的模式向西周时重食器组合转移。“以鼎簋为核心的礼器制度是周人‘重食’观念在饮食器物上的反映。”［23］(P90)这一时期的鼎簋相配制有着严格的规定，鼎多呈奇数，簋的数量多为偶数，并按照等级地位来确定用鼎用簋的数目。如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卿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或一鼎一簋等，正所谓“名位不同，礼也异数”，否则就会被认为是对礼制的僭越。陶豆在礼仪活动中的使用也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礼记·乡饮酒礼》中记载:“乡饮酒之礼……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养老也。”［6］(P1196)从仪式中陶豆数量的严格规范能看出当时尊老敬老的人伦礼制。“人的身份地位与礼器大小类型、演奏配置、空间格局等都有某种程度的符合。”［24］(P17)礼器数量与使用者身份相符使不同阶层有着清晰的阶级概念及强烈的尊卑感，政治和伦理色彩隐含于礼器之中，以感性的外在器物来展现理性的内在规范，礼器与礼制之间形成一种良好的互动。

西周时期，礼制从殷代的崇拜鬼神、以鬼神为核心的模式，转变为以礼乐为中心、以德性为基础、以礼器为外显的模式。中国的人本主义精神开始确立。相比夏商的狰狞威严，西周的礼器总体上表现出中和静穆的特点。青铜礼器神秘色彩不断弱化，更加富有庄严感和秩序感，玉礼器呈现出更加规整而内敛的特色，陶礼器也同样具有西周的典型时代特色，呈现出端庄、节制、和谐之美。“西周器物呈现出的秩序感和庄严的艺术效果表明西周器物在功能上已由祭祀向礼仪型转化，具有示尊卑、别等级、辨礼仪的意义。”［25］(P2)西周以前，陶礼器主要被人们用来作为奉献给鬼神的祭器，而在西周时期，陶礼器从神本走向人本，呈现世俗化趋势，仪式中的陶器也被赋予更多的道德色彩。西周时期的礼更加系统规范，等级分明，这就对礼仪中陶器的色彩、数量、形制等有了严格的规定和要求。由礼器连缀而成的物体系，成为西周礼仪美学中最具源发性的外显形式。人们提高制陶技术来生产满足礼制需要的陶器，在礼的推动下，西周时期的制陶工艺得到发展，尤其印文硬陶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制陶手工业成为当时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左传·定公四年》记载了周王曾赏给卫康叔“殷民七族”，其中就有专门烧制陶器的陶氏，“说明在当时制陶手工业已专业化”［26］(P182)。陶工作为百工之一，被视为君子，受到社会的尊重。制陶业的发展又产生更多的新纹饰、新器型，反过来满足了现实中礼制的需要。

四、礼制衰败阶段陶器与礼的互动

春秋战国时期是先秦礼制发展的衰败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军事势力逐渐衰退，国力衰弱，而诸侯国则日渐强大，逐渐脱离周天子的约束与控制。此时宗法关系渐趋松弛，原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都在瓦解，国家的礼仪制度逐渐失去了对诸侯的约束力量。殷商以来非理性的巫术传统和西周的宗法礼乐文明慢慢褪色，理性的时代风貌渐渐形成，主要表现为春秋时期的礼乐崩坏和战国时期的破旧立新。这一时期的礼制特点在陶礼器的使用上也有所反映。

春秋时期，周天子逐渐丧失对礼器和礼器原料的垄断地位，很多边远地区末流贵族的墓葬已打破了西周中期以来传统的礼制。例如一些中小型墓中随葬了陶鼎。鼎本是代表贵族身份的最重要的礼器，西周礼书上有关于用鼎制度的严格规定，贵族与平民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士以下的庶人是没有资格陪葬鼎的。在春秋晚期的很多小墓中出现庶人陪葬陶鼎的现象，“庶人用陶鼎陪葬，显然违背了‘礼不下庶人’的原则，是一种严重的‘违礼’现象”［27］(P268)。

战国时期礼制的革旧立新反映在陶器上便是造型的多样变化。一些原有的造型经过改造呈现出崭新的时代风貌，还出现了大量全新的造型，即使同一类型的器物在不同的诸侯国间也有着不同的审美表现，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征。比如同为陶壶，韩国的陶壶底和圈足较小，壶颈稍长；秦国的陶壶则很少带圈足，多为平底；燕国的壶多为鼓腹圆底矮圈足。再比如陶豆类，韩国的豆把非常短，盖顶通常附有喇叭形的捉手；而齐国陶豆的豆炳较高，在豆盖和豆盘上都饰有环形钮；楚国则非常流行高把的浅盘豆。战国时期的陶器造型一改西周规范、标准、严谨的形象，而变得自由、活泼、独具特色，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战国时期陶器的另一特点是仿铜陶制礼器大量出现。“仿铜陶礼器更成为列国墓葬的基本随葬陶器，在不少墓葬里甚至有取代铜礼器随葬的趋势。”［28］(P336)随着礼制的没落，墓葬中色彩绚丽的陶质明器用千姿百态的饰纹营造了一个被诸侯“割据”的纹样世界，既有彩绘几何纹，又有仿生动物纹及其他全新的纹饰，呈现出一种繁复绮丽的装饰特点。山东昌乐岳家河墓地出土了大量的战国时期彩绘陶。其中有两件平盖彩绘陶鼎，器身的图案由红、黄、白三色绘成，器耳及足部由花瓣纹和三角纹组成，腹部饰以凸弦纹，盖顶的三圆孔内外分别以环形纹和角纹带进行装饰，盖口周边是雷纹组成的二方连续。整个陶鼎纹饰与造型相得益彰，淋漓尽致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纹饰特点。此时陶器纹饰体系的内涵被逐渐抽空，不再像西周礼器饰纹那样具有规范性和约束性,逐渐丧失道德教化功能，一改之前严谨、规整的面貌，而朝着精彩绝艳、求巧求奇的方向发展，出现了大量全新的彩绘纹饰。

春秋战国时期，周礼已不断遭到冲击与破坏，呈现出礼崩乐坏、百家争鸣的时代风貌。这一时期的青铜礼器一改之前的神秘威严而变得活泼清新，玉礼器也呈现出浓郁的生活气息与自然趣味。陶礼器所承载的礼意逐渐褪色，人们更加看重陶器的世俗意义。陶礼器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对旧有的审美范式进行解构，尝试建构新的审美风尚，造型更加轻灵自由，纹饰更加具象写实。同时礼制的衰落使得等级藩篱被打破，社会的流动性逐渐增强，这些客观条件又为陶器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春秋战国以前，制陶技术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礼记·王制》载:“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凡执技以事上者，不贰事，不移官。”［6］(P270)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使原本依附于贵族的制陶者获得人身自由。制陶工人的流动，促进了各地区之间制陶技术的交流和发展，同时私营制及专业化制陶作坊的出现也推动了制陶业不断向前发展。《考工记》中有专门关于“陶人”“旊人”的记述，五类陶器的技术参数和规格都有详细规定，从制度上推动了陶器的发展与规范。陶器也有了很多新器型、新纹样，比如出现一种被学者称为“茧式壶”的容器，还出现铺首纹、螭龙纹、蟠虺纹等新纹样以及多彩铅釉陶器。

五、结 语

在“器以藏礼”“物以载道”的先秦时期，陶礼器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陶器伴随着礼制的产生、发展、衰退，并且与礼之间形成一种互动关系。礼规定了陶器在礼仪中运用的相关制度，并由此推动制陶业的发展；而透过礼仪中的陶器又可以窥见礼的发展变化。陶器是促使礼制产生、发展的重要的物质媒介。在礼的萌芽阶段，礼具有浓厚的巫术色彩，陶器也被赋予了巫术特性，经常被用作人与鬼神沟通的媒介。夏商时期，礼制逐渐发展，但仍没有脱离原始宗教性特征，在祭祀和丧葬仪式中经常用到陶器。这一时期礼已经具有明显的等级性，并被少数贵族所拥有，白陶等制陶工艺也在礼的推动下得到进一步发展。西周时期是礼制发展的鼎盛阶段，在西周的丧葬、祭祀、宴飨等主要礼仪中都会用到陶器，并且从颜色、形制、数量与组合等各个方面呈现出等级性和规范性。西周宗法制度的形成促使礼制从宗教走向世俗，越来越多的日用陶器在人们的生活中出现。春秋战国时期是礼制的衰败期，宗法制度的崩溃使周礼失去了其存在的根基，礼的等级性和规范性逐渐被打破，陶器也在这一大变革时期呈现出新的时代风貌。尽管礼制走向衰落，但新兴地主阶级在巩固并维护封建统治的时候，礼器仍然是一种象征权力的重要符号，故而统治者仍然十分重视陶瓷工艺，从而推动了陶瓷业的发展，使我国成为陶瓷工艺最先进、陶瓷产量最大的国家，并形成了具有华夏特色的陶瓷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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