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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归化与异化的探究
吉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王玮琪
摘 要：翻译界自鲁迅先生很多年之后开始将焦点放在翻译的归化与异化之中。韦努蒂在《译者的》中提出了异化翻译，由郭建中首次引入中国，并在国内掀起了有关异化和归化的争论。归化与异化、直译与意译、文与质，无论东西方，这些都是翻译界由来已久的争论话题。直译与意译将传统的翻译学从着眼语言延伸到翻译的文化与诗学等层面。在中国有关归化与异化的争议将中国传统翻译学的归化与异化扩展到了翻译的文化水准。长久争论的结果是翻译界对归化与异化所达成的共识，但是分歧是必不可少的。本文旨在浅述归化与异化的定义与定位以及两者的关系。
关键词：归化；异化；翻译观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Ｈ３１５．９ 文献标识码：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４１８６（２０１９）１-０１０９-０２
汉语中，异化可以定位在生物领域、哲学领域、政治领域甚至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在生物科学中，生物体自身的组成物质发生分解，同时释放出能量，这个新陈代谢的过程叫做异化。在哲学中，可以是异化劳动理论。在翻译里，异化是相对于归化的，是一种翻译策略。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当翻译领域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异化与归化就会产生争论。而且归异化随翻译议论愈演愈烈。归化与异化的概念最早由韦努蒂提出：异化偏离本土主流价值观，保存源语言和文化差异的一种策略；归化是遵守目的语和文化当前的主流价值观，对原文采用保守的同化手段，使其迎合本土的规律、潮流和需求。
在国内，刘英凯给出的归化的定义是：“归化”指的是在翻译的过程中，把客“籍”的发出语言极力纳入归宿语言之“籍”：英译汉被汉化；汉译英被英化。韦努蒂的看法也无法全面概况他的异化翻译观，其定义更是受到了多国翻译传统理论的影响，例如来自于歌德的德国浪漫主义异化翻译传统，庞德的后现代主义和美国本土现代主义。而且韦努蒂对归化和异化的定义有时也不一定适用于中华文本的翻译。
在我国，自佛经翻译开始，归化与异化经历过数次论争，主要涵盖佛经翻译的文与质的争论和直译与意译之间的争论。多年以来，国内对于归化与异化都有着不同见解，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韦努蒂提出的异化翻译的讨论；二是对直译与意译的进一步研究。这两条路并不是各行其道，有时也交织在一起。通过探究中西归异化的改变历程，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归化和异化都是涉及了传统翻译中直译与意译，只是在研究层次上有些差异。在西方，归化和异化主要将直译与意译延伸到诗学、文化等方
面。在国内，归化与异化主要将直译与意译延伸到诗学和文化的层面。总的来说，异化与归化属于直译与意译之下的具体翻译策略。可以说成是归化与异化属于直译和意译，但不是机械的对应。相对于归化和异化，直译与意译更通用，运用得更多，可能即使涉及了归化与异化，有些译者也是将其看做的直译与意译，更是不懂其中的分别。归化与异化的特殊是“它们着力于普遍意义与形式，而并非是传统层面，而是翻译中的文化层面”。由此，作者将归化与异化定位在翻译领域的文化层面上。
归化与异化出现的时间较晚，对两者的关系还有不足，缺乏我们对直译与意译那样的概念。因此，本文再阐述一下两者之间的关系。
王仁强明确主张异化法，说这才是真正的翻译方法，能让读者领略异国风采，也可尊重原语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可是他没意识到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是要拉近原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的，并非只偏待一方。
奈达认为翻译的重点应当是读者对译文的反映，不应当是语言的表达形式。异化或许能很好地领悟异质文化，让译文更富异国情韵，有利于促进文化间的交流。他并没有意识到文化的异化与语言形式的异化之间的区别，也没有意识到归异化有着截然不同的效果，应应用于不同的翻译语境，不能只当做是两条平行线。
要是按照奈达的说法，“Ｋｉｌｌｔｗｏｂｉｒｄｓｗｉｔｈｏｎｅｓｔｏｎｅ”只能译为“一石二鸟”，可“一举两得”也不失为一种好的译文，“Ｊａｃｋｏｆａｌｌｔｒａｄｅｓａｎｄｍａｓｔｅｒｏｆｎｏｎｅ”只能译为“样样通，样样松”，“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也是合适的。所以说除了完全归化和完全异化，也有既不归化也不异化的方式。而且，即使“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既不是归化，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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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异化，可语言形式和文化层面也是符合汉语习惯的，并没有很死板，甚至发展成死译。奈达斥责的异化可能会译为“杰克会所有的行当，但没有一样是精通的”。这已经不是应该倡导的翻译模式了。
鉴于此，从理论上说，只说归化和异化是对立的是不可参考的。而且归化和异化应该区分为文化和语言这两个层面。尽管语言包含着文化，文化也必须由语言来表述，但两者是有着不同分别的，不能一概而论，完全混淆。归化和异化不是对立的、非此即彼的。
归化与异化两者根据不同的语境的变化而变化，即使是同一个译者也会因为语境的不同而选择使用归化或异化的策略。王仁强从译者的双语修养和翻译思想上分析了归化和异化的变化。将其程度说成是“归化和异化的相互转化”，这似乎不太准确。异化并不会因为以上因素就变成归化。
随着国际交流的频繁往来，起初对于我们并不熟悉的外来语，现在则是妇孺皆知。比如“ｃｏｆｆｅｅ，ｃｏｌａ”等。还有早期的外来词最终由归化程度较高的词所替代，“ｓｈａｍｐｏｏ”归化和异化并非对立和非此即彼香波现在大多说成洗发水或洗发露等，而是辩证统一的。。因此不过，虽然两者是辩证的，但却不能忽视两者的区别。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直译已经不是只在语言方面探讨，而是延伸至文化方面。在具体使用方法和扩展的范围上，东西方翻译观点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到现在为止，东西方对于归化和异化都见证了发展的过程。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异化都是对归化存在一种反抗效果。施莱尔马赫所倡导了异化策略是对新古典主义以来在法国一直占据支配地位的归化的抵抗。当时的德国正受法国控制，在德国贵族阶层中流行归化，在施莱尔马赫看来，此种翻译方法不利于人民感受外来文化，所以一直不看好异化翻译。韦努蒂发现在英美文学史上，归化翻译一直是处于主流地位。所以他认为这根本就是体现了英美文化的霸权主义。而在国内，鲁迅的异化翻译策略是对林纾与严复的归化翻译的反思。对这些点，刘英凯针对我国常见的归化翻译提出了“归化是翻译的歧路”这一观点；孙致礼提出了归化翻译是导致“文化失真”的原因之一。
东西方异化翻译策略都经历了将传统翻译中的直译，从之前局限于语言层面扩展到了文化层面的过程。歌德希望通过异化来汲取异域文化风情，迎接新的文化；施莱尔马赫在演讲中提倡“与外来文化全方位接触”，希望通过异国文化丰富德国文化；韦努蒂希望通过异化实现各国平等交流。刘开营主张用异化翻译策略实现“文化传真”。
东西方的异化翻译观的共同点构成了异化翻译的基—１１０—
本内涵，通过鉴别两国具体差异，可以更加清晰地明确异化翻译的丰富内涵。西方对待归化翻译采取非此即彼的反抗态度。中世纪最著名的翻译家曼里乌主张直译，要么讲究风格，要么别失了内容，二者不可兼得。施莱尔马赫在演讲中提出了归化与异化两种不同的翻译方法，指出只有异化才能实现翻译的真正目的。韦努蒂用“抵抗式翻译”来反抗翻译导致的民族中心论和帝国主义霸权。而东方对于归化采用平衡的方式，主张异化为主导，归化为补充。
通过对归化和异化的来源、定位与分析异同，使我们对于归化和异化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有利于更好地尊重民族文化差异，了解异域文化和正确对待外来文化，维护文化的多样性。对于译者来说，能够更好地运用这两种翻译策略，凡事没有绝对，只有相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是我们对待外来文化的方式，从而在翻译中更好地掌握并使用归化和异化策略。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上，对异化要掌握度。毕竟中华历史悠久，西方对中国的文化形式了解不多，所以实现完全异化是不可能的，但异化这种策略在翻译中还是不可或缺的。而对于归化来说，文学翻译从归化，最终走向异化，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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