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地主

斗地主

作者：小米

来源：《北方文学·上旬》2013年第05期

刚上小学时，批林批孔的运动还在进行之中。有一天，我所在的大队小学要集中到公社小学的大操场，去参加全公社的批林批孔大会。那时候，这样的大会很多，我却是第一次参加。从大队小学到公社小学约有三里路，不算太远。一百多名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都拿了凳子，浩浩荡荡地去了。我那时还不满五岁，什么也不懂。开完会回家，奶奶问我，那么多人到公社小学做啥去了？我说，开大会，批孔子。批就是批斗的意思，那时候的人都明白，奶奶也明白，但奶奶不明白孔子是谁。她问我：你们今天批斗的是柴捆子，还是草捆子？它又没有招惹谁，批它干啥？

家乡方言里，“捆”与“孔”并无区别，而且，乡亲们平时砍柴或割草，往往把柴或草捆成大大小小的“捆子”，以便搬运回家。奶奶是个家庭妇女，她很少参加过这样的大型会议，也不识字，更不知道孔子是什么人，故有如此一问。

我也是头一次参加场面如此浩大的会议。开批斗大会的时候，台子上并没有给讲话的人配备麦克风，台下的人又那么多，显得闹哄哄的，讲话的人尽管声嘶力竭，慷慨激昂，可他讲了什么话，我在很远的后面，一句也听不清。整个批斗过程中，我们这些后面的学生，都没有坐凳子，而是踮起脚尖，努力张望，有的甚至站在凳子上左顾右盼，既好奇又激动地“参观”着批斗会的热烈场面。这个大会，我不知道开的是什么内容，连孔子这个名字我也是在回来的路上，从别人嘴里听来的。

对奶奶，我只能如实相告。我说，我也不知道批的是个啥捆子。

我那时还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被大家称之为孔子的人，我也以为我们批斗的，是柴捆子，或草捆子。

批林批孔大会我只参加了那么一次，斗地主的会议，村里不时就会开一次，这样的批斗会纪律比较松散，开的次数也多。我们这些孩子，想参加会议就参加会议，跟在大人后面，极为好奇地，听上一阵子，想看热闹，就看热闹。无人要求我们，无人约束我们。 生产队里开会批斗的，是一个被我们叫做老地主的人。

村里的人，无论老幼，一律叫他老地主。从我记事起，人们就是这么称呼他的。这些人里，当然也包括我母亲。按说，我家在村里，是老地主的近亲，爷爷死得早，出生在这个村子里的母亲，就是与老地主亲缘关系最为密切的人。没有人比我家跟老地主更亲了。但是，奶奶叫他老地主，母亲叫他老地主，村里人都叫他老地主，入赘的父亲和我们兄妹几个，也就跟着奶奶、跟着母亲、跟着村里人，也把他叫成了老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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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地主并不老。时，他还是个不满十岁的孩子。你要是认为老地主在万恶的旧社会剥削过谁，压迫过谁，那就错了。一个不足十岁的孩子知道什么呢？他会做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呢？他跟他众多的同龄人一样，斗大的字，一个也不认得。

老地主原来的身份，是富农，这是“地富反坏右”里较小的一个阶级级别。老地主的富农身份当然是从父母那里继承过来的。他的父母虽然是富农，在旧社会，在村里，说白了，不过是一个勤劳致富勤俭持家的典型：他家的土地是比别人多了十多亩，他的家庭是比别人殷实了一点点，他家的房子是比别人多了四五间，仅此而已。人们都知道，他家的土地是凭借几代人的勤奋和积攒，花钱买下来的；他家的房子是他们一家人没日没夜辛辛苦苦地，自己修建而成的；他们种庄稼连短工也舍不得请一个。老地主的父母从来没有剥削过任何人，压迫过任何人。在前，老地主的父母常常是村里人拿来教育孩子的榜样材料，跟他们后的处境，恰恰相反。

听母亲说，老地主的父母是以后才死的。他们去世的时候，老地主还是个半大不小的大龄少年，生活虽然可以自理，但又不到结婚的年龄，自然不曾成家立业。 母亲还说，老地主的父母去世的时候，都没有闭上眼睛。

他们牵挂的，当然是老地主。老地主无兄无弟无姐无妹，他是他们唯一的孩子。 后来，老地主的身份就不是富农，而是地主了。 这当然是有原因的。

别的村子斗地主斗得热火朝天，我们村的人，都觉得委屈：他们只能斗富农。而且，这么一个生产队，只有老地主一个富农可以斗斗。这么一来，小打小闹还可以将就，必须斗地主的时候，全村人只能到别的村里，去参加人家的批斗会。原因很简单，我们村里，没有地主可斗嘛！

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村里没有地主，是不行的，老是这么用打游击的方法开批斗会，大家都很辛苦。难道我们村的群众思想觉悟不够高吗？难道这个村里的人，不是从万恶的旧社会过渡到新中国来的？难道我们村里的人，对地主阶级对人民大众的压迫与剥削，缺乏阶级仇恨？后来连生产队干部和大队干部，也认为不妥：别的村里都有地主可斗，唯独我们村，连一个地主都没有，这也太没有面子了，这也太不符合时代的潮流了，必需改变才行！

有那么几次，人们被生产队长召集起来，到别的生产队里去斗地主。白天要搞生产，开大会斗地主的事儿，往往晚上才做。天黑了，晚饭吃过了，生产队长还得召集社员们，到邻近的村里，去斗人家的地主。摸黑走那么远的夜路就不说了，还得看别人的脸色，也没一个固定的斗争对象：这一次去的，是这个村，下一次去的，又是那个村。既麻烦，又费事。附近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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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大多在山上，许多人连手电筒也买不起一个，走夜路还得上山下山，既招人烦，又不安全，是得想个办法，从根子上解决没有地主可斗的问题。

生产队长几次三番，汇报大队干部，反复唠叨走夜路的危险与艰难，大队干部几次三番，汇报公社革委会主任，再三阐述没有地主可斗的现实问题。有一次，全公社又开批斗大会，会议结束之后，生产队长和大队干部一道，又到革委会主任那里去叫苦。革委会主任轻描淡写地说，你们可以确定一个对象，再把他“发展”成一个地主，不就不用麻烦了嘛。这倒是提醒了生产队长和大队干部。大队干部拉着生产队长离开了公社大院，这才对生产队长说，你物色一下，就在你们村里“发展”一个地主吧。

还能“发展”谁？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再怎么离谱也不至于把中农或贫农“发展”成地主吧？于是，生产队干部开小会，很快确定了“发展”的人选，又于是，生产队里开大会，人们众口一词，一致通过，将村里唯一的富农“荣升”为地主。然后，生产队长汇报大队干部，大队干部汇报公社革委会，村里这才有了一个地主，有了可以斗争的对象。

并不是生产队干部跟老地主有什么过节儿，也不是老地主跟人们相处得不融洽、不愉快。仅仅是这个村子里，需要一个地主。

在阶级斗争的大环境中，我们村的人，彻底地溶入进去了，再也不显得那么格格不入，再也不因在本村开不了批斗会而疲于奔命了。

老地主由富农“荣升”为地主，当然由不了他。他的命运，他是没有发言权的。他只有接受的份儿。

老地主的称呼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绑在他身上的。 地主与富农的差别，太不相同了。

生产队里开批斗会的时候，老地主是一个地主，开完了会，老地主还是生产队的社员，还跟人们一起搞生产，跟他当富农的时候，没有什么差别。毕竟是乡里乡亲的，人们对他还算宽容。可是，出了生产队就不一样了。参加全大队全公社的批斗大会，老地主就给整得很惨，比他当富农的时候严苛得多了去了。看到是这么残酷，生产队长就有些后悔当初的选择，生产队长觉得，要是不把老地主弄成一个地主就好了。可是，老地主已经成了地主了，这是生产队长也不能改变的。

斗地主的场面有趣而热闹，我看过多次。村里人形象地称之为“撞大黄”。大黄是一种中药材，生产队里搞副业，曾经种了很多年。大黄粗而直，看上去愣头愣脑的，像某些显得迟钝的人，似乎不那么灵醒（笨拙且迟缓）。那时候，被批斗的“地富反坏右”也常常是这么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常用姿势和习惯表情。把刚从泥土里挖出来的大黄搁在竹制器具里，使劲抖动，使之彼此碰撞，用来磕掉粘在大黄上面的泥巴，谓之“撞大黄”。把斗地主叫做“撞大黄”，贴切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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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这么说？“撞大黄”不是要把大黄弄坏、致残，而是为了让大黄更干净，更纯正。村里人斗地主，也不是要把老地主怎么样，而是为了完成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政治任务，是因为需要斗地主，才会斗一斗老地主的。“撞大黄”在我们村里，也是年轻人之间常玩的一种游戏，说得具体一些，就是用彼此碰撞的方法，闹着玩儿。这么做既可以用来比一比谁的力气更大些，又能够打发富余而又无聊的时间。

那么，开批斗会就是开批斗会，又怎么会是“撞大黄”呢？说来也很简单。斗地主要开社员大会，开社员大会的时间只能是晚上。白天要促生产，庄稼追赶人，那是万万耽误不得的，抓的事儿，只好放在晚上来做。有必要斗一斗地主的那一天，到了晚上，生产队长就在打麦场边一阵接一阵地高声喊：开会喽！开会喽！回头跟旁边的人说几句闲话，过一会儿又高声喊：开会喽！开会喽！生产队长不知道这么喊了多少遍了，人们才三三两两说说笑笑地，从家里稀稀拉拉地走出来，往打麦场那儿聚集。

会议在黑灯瞎火的打麦场上开始了，却没有什么要紧事，无非是安排安排明天的生产：谁谁谁带青壮年劳力，去坡上的旱地锄玉米草，谁谁谁带领妇女和老人，去割草积肥。生产队长是个非常啰嗦的人，他非得把割草的地点和到哪一块地去锄草都安排具体了，才会放心。他还要求他所指定的临时负责人，不做完这些，不许放工。生产队长这么安排的时候，他一定是第二天不能亲自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要去公社开会。这天晚上开社员会的意图也简单，主要是为了安排生产，二来嘛，顺带着斗一斗地主，明天去公社开会的时候，也好向公社革委会汇报、交差。

生产队的社员大会历来不怎么严肃，嘀嘀咕咕说闲话的，给孩子喂奶的，搞小动作穷开心的，不胜枚举，数不胜数。生产队长安排生产连带整顿会议纪律的全部过程，总共要不了五分钟。生产安排完之后，接着进行开会的第二项重要内容，那就是用“撞大黄”的方法，斗地主。 怎么斗？生产队长的工作刚刚安排完，老地主就顺从而又知趣地，站在了打麦场的中心部位，生产队长让社员们排好了队，一个接一个地，用肩膀撞击老地主的肩膀或脊背。人们撞老地主时，用的力气并不是太大，大家都不是真心撞他，更不是体罚或惩戒他。人们这么做，只是装装样子，完成任务。但是，老地主还是站立不稳，这个撞他，他向那边移动几步，那个撞他，他又向这边移动几步。开头的时候还秩序井然，渐渐地，人们就乱了，接二连三地，一窝蜂似的，一通乱撞。

这时，生产队长已经懒得维持“撞大黄”的秩序了，他蹲在旁边，抽他的烟去了。一袋烟抽完，热闹也看过了，生产队长就站起身来说，差不多就行了。生产队长说完，表示批斗会议结束了，生产队长顾自回他的家去了。可是，打麦场里的人，已经无人在意生产队长说什么了，场面早已乱成了一锅粥。人们起先还在装模作样地，拿自己的身体撞击老地主的身体，后来就发展成社员之间嘻嘻哈哈地彼此相撞了。人们喜欢这样的撞击，尤其，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有异性夹杂其中，通过这样的身体接触，许多不可言说只能意会的美妙趣味，更是激发了各自体内荷尔蒙的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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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麦场的，到了后来，就只有一群青年男女：有大姑娘小媳妇，有结了婚的，也有没结婚的，人数更多的，是一群半大不小的孩子。人们乱纷纷地打闹成了一团，这样的场面已经不是开会，不是斗地主，而是在进行一场盛大的狂欢了。老年人当然已经退了场，他们围在旁边看热闹，不急于回家睡觉，也不出面阻止。即使他们的女儿或儿媳在里面，他们也觉得，青年人玩玩的事儿，没什么大不了的，谁都是从年轻时过来的，变老的。那时候，没有电视看，家里连煤油灯也不敢多照，怕浪费煤油，天一黑，如果不开会，除了睡觉就没有什么可做的事情了。精力旺盛的年轻人，谁会放过如此盛大的聚会呢？

老地主早已被晾在了一边，他无趣地看了一阵这场似乎于己无关的热闹，也回家去了。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斗争对象是什么时候离开批斗现场的。

村里的人，无论大人小孩，都喜欢开会，喜欢用“撞大黄”的方法斗地主，这么做，即使不能参与其中，至少有了热闹可看，不觉得无聊。斗地主当然只是一个借口，一种缘起，人们真正喜欢的，已经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斗地主了。

老地主的父母我没有见过，我出生的时候，他的父母早已死了，据说都是极为和善的人。土改的时候，他家的土地当然分出去了一些，我不知道分给了谁家。他家的房子，也分出去了一些，这一点我非常清楚：我二爷家就分到了一间，村里一个无人赡养的五保户，也分了一间，另外一家被公认是“好吃懒做”的夫妇，因为土改时，仍然没有房子可住，反而捡了个大便宜，他们足足分走了三间。剩下来的三间房子，老地主还住着。老地主死后，这三间烂得不像样的房子，就成了无人继承的遗产了。这是后话。

老地主肯定是有一个名字的。他叫什么名字？村里年龄大一些的人，肯定知道，母亲跟老地主也算是同龄人，她应该知道，但母亲在我面前从未叫过老地主的名字，村里人，同样没有叫过老地主的名字，我们后生晚辈不好打听这些属于长辈的事情，也不想打听，更不知道老地主叫什么名字了。

大家都叫他老地主，我们孩子，在背地里，也这么称呼他。

后来，老地主都死了很多年了，我才想起，他的名字，我应该打听打听。我曾就此特意问母亲，问了才知道，老地主的名字，叫张俊义。这当然是后话。我要是不问，老地主的名字就会在我这里，成为一个不解之谜，但是，他的名字，不可能是一个无人知晓的谜，他毕竟是有过一个名字的，他的名字，当然是被无数人叫过的。

张俊义这个名字怎么看都觉得陌生，虽然村里人都姓张，这是意料之内的，但是，他的名字给我的陌生感，依然如此强烈，似乎，老地主不应该是这么个名字。在我们村，没有谁的名字让我如此难以适应。这是老地主的真实名字吗，在刚刚听到的一瞬间，我很怀疑。想了想又觉得，这个名字对于老地主来说，又如此合适。的确，没有谁配得上这么文雅的一个名字，如果村里必须有一个文雅名字的话，给老地主用了，就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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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习惯，我还是叫他老地主吧。

老地主的年龄跟我父亲差不多，但我不知道，他与父亲，谁更年长一些。

老地主跟他早死的父母一样，也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我记得的是，老地主要是碰见了谁家的孩子，必定停下来，拉住孩子的手，和颜悦色地逗弄孩子几句，临走还说：走，到我家去，我家里有苹果吃。我的童年时代，人们过得都很穷困，零食与水果之类的，因为少见，所以奢侈，尤其是水果，它对一个孩子的诱惑是非常大的。可是，当被诱惑的孩子动了心，拿祈求的目光征求父母的意见时，老地主的好意往往被孩子的父母所婉拒。被老地主逗弄的孩子，如果父母恰巧不在身边，孩子就会兴冲冲地跟着老地主去他家，吃完一个苹果，老地主才放孩子走。他还会对孩子说，想吃了，以后再来。老地主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在腐蚀孩子，拉拢孩子。老地主也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他对某个孩子很好，或者，他跟谁家关系亲密。他也明白，大家都忌讳跟他有什么交往。

老地主屋后的园子里有一棵很大很老的苹果树。谁也不知道老地主的苹果是什么时候熟的。老地主把他的苹果摘下来，存起来，过年的时候，老地主的苹果还没有吃完，年都过了很久了，老地主的苹果还是没有吃完。村里的大人，即使偶尔去一趟他家，老地主却是从不拿苹果招待。哪怕你开口跟他要苹果，老地主也会说，苹果早就吃完了。可是，到了后来的某天，某个孩子到了他家，他又会变戏法一般，又拿出一个苹果来。

老地主的苹果，我在他家里，也悄悄吃过，当然吃了不止一次。我吃完苹果，老地主叮嘱我说，不许对别人说，记住了吗？老地主威胁我说，你要是说出去，以后就不给你吃苹果了。这有什么难的？我当然答应。可是，我还是觉得，吃了老地主的苹果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有一次，母亲问我，我就如实地，说与母亲听了。母亲当即声音很小但却很严厉地告诫我说，以后不许你再吃老地主的苹果了。我不明白她的态度，也觉得委屈。我不听母亲的。后来，我如果吃了老地主的苹果，就真的听从了老地主的叮嘱，不跟母亲说真话了。

老地主的苹果只给村里的孩子们吃，这是大家心知肚明的事情。他对村里所有的孩子都一样好，一样喜欢，他不是针对某一个孩子。 似乎，老地主对孩子，有着无限的爱怜。

老地主似乎不吃苹果，我没有看见他吃过，每一次，他都是看我吃苹果。似乎，看一个孩子吃苹果比吃苹果本身，更有滋味。

一个男人为什么跟女人一样，表现出对孩子的过分亲昵呢？我当时不理解，也未深究。我只是觉得，老地主的举动有点儿古怪。古怪就古怪呗，只要有苹果吃就行。

老地主成为地主之后，就没有人在公开的场合，尊重他了。至少在表面上，人们是这样做的。在村里，他的辈分是最高的，然而，谁都不叫他爷爷或太爷爷，怕因此跟他这个村里唯一的地主阶级，划不清界限。这是路线问题，阶级问题，这个问题在那个的年代，必须分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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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行。也是因此——用当下时兴的话来说，自从老地主“被地主”之后，在村里，无论大人小孩，也不管辈分高低，一律称他为老地主。

包产到户以后，政治空气不那么紧张了，人们又无一例外地，叫他“老地主爷”。这很不严肃。论起辈分来，老地主是很多人的太爷爷，甚至更高，父亲叫他老地主爷，儿子还是叫他老地主爷，大家都叫他老地主爷，岂不乱了套了？可是，老地主不计较，别人也懒得纠正，就这么，老地主后来就成了大家共同的“老地主爷”。老地主在应答所有的后生晚辈时，也是干净利索的样子，连声音也是脆生生的！

能够做众人的爷爷，似乎，他已经很知足了。

老地主是包产到户后，又过很多年，才死了的。此前他一直一个人过。老地主的丧事也是全村的人集体给他操办的。按辈分，那时在世的村里人，哪怕是老年人，至少也是老地主的孙子辈，都有义务，都有责任，都该给老地主操办丧事。人们也是那么做的。老地主死的时候我不在村里，不知道他是哪一年死的。有一次，我从城里回到乡下，偶然想起他来，便问母亲：老地主还是一个人过？

母亲说，他都死了好几年了。

我未能参加老地主的葬礼，有点儿遗憾。

我始终以为老地主终身未娶。老地主都死了很多年了，我才知道，他是有过女人的。他的女人在他从“替补地主”过渡成一个货真价实的地主之后，跟他离了婚，很快就改嫁到本县一个很偏远的村子里去了，我没有见过老地主的前妻。据说，他的前妻还给他生过一个儿子。老地主的儿子那时很小，在前妻改嫁之后，很快也送了人了。老地主死后，村里派人专门通知了他的儿子，这个儿子也曾前来参加老地主的葬礼。 老地主的儿子，只回来过这么一次。

老地主的前妻改嫁之后，从未再回我们村。老地主死的时候，村里也没有派人通知她。 责任编辑 刘云开